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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10日，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大会，庆祝来自长江以北、江南游击区和杭州地下党们的胜利会师①。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背景下，南北力量的会师被视为“关系我党我军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节问题”②。正确处理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的关系，是关系到在浙江的接管建政和以浙江为稳定后方支持继续南下的关键问题，事实上成为在南方新区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学界尚无关于1949年浙江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会师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分散在对人浙南下干部的整体考察中③，大多将会师视为革命胜利的象征性时刻，忽视了其作为“重大关节问题”背后所蕴含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与干部关系，未能充分展现会师过程中南北干部之间的往来互动以及推动新区组织发展的政治智慧。因此，本文以1949 年南北干部会师中较为典型、复杂的浙江省为例，结合多种史料，从组织运行的视角尝试考察南方多种类型的党组织在会师之后不同的发展路径、南下干部①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二者之间团结等问题。

　　南下渡江之前，华东局就已考虑到未来的干部会师问题，于1949年4月1日作出专门指示。首先，华东局肯定南方游击区党政军组织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成绩，要求南下的军队和干部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加以重视与虚心学习，“切戒自高自大”。其次，华东局指出了游击区干部在掌握中央政策方针方面的不足，要求在一般政策上“多倾听南下的意见”。最后，针对可能发生的团结问题，华东局强调必须“在一定组织内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手续去求得解决，不可意气用事”，同时要求领导干部以“自我批评的态度，主动的去团结当地党和当地”。②5月4日，中央对华东局的会师要求表示“完全同意”，并再次强调南北干部都要对南方干部因远离中央这一客观原因而造成的不足有正确认识，尤其是南下干部必须自觉地深刻注意这一点，对游击区的干部“少作求全的责备”③。

　　第一种是游击区内原有党政系统结束工作，以南下干部为主建立新的组织系统。以浙东临委为例，1949年5月16日，省委发文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单靠浙东临委的力量，以及浙东临委这样的组织形式，已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要将各方力量“更好的组织起来，加以重新部署”。省委决定在全省成立若干个地委，“浙东临委的工作即行告一结束，浙东临委及浙东游击区各地方各方面干部即分别参加适当的地区与工作部门的工作”。对于一般干部的配备，原则上以干部与南下干部负责主要的领导工作。④ 21日晚，22军政委丁秋生在绍兴会师大会上重申干部会师后组织重建的原则，即“一切过去机构应改组”，今后“在各个工作单位上，应由大军干部及南下干部来兼任和担任”，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建设新中国有一些经验”，而浙东地区“过去的机构是仅仅适应于游击区的环境和任务，是临时性的，是在干部极少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③。此外，浙东临委几位主要干部之间“存有隔阂而尚未解决”⑥，向上级争取保留原组织系统与人员班子的动力不足。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浙东地区党组织重建工作十分顺利，浙东临委下属军政系统也在极短时间内宣布结束。

　　5月26日，负责解放温州的21军与浙南地委在温州城外会师，军管会的改组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最终军队干部占据了优势。21军在杭州时曾接受上级关于浙南地区人事安排的指示，如任命21军政委康志强为温州军管会主任，浙南地委书记龙跃为第一副主任，省委代表李培南为第二副主任。由于浙南地区形势变化太快，加之“谭政委对温州情形亦不够了解”，相关指示在21军到达后已与当地实际情况不相匹配。③但21军主要领导在没有深人了解当地情况以及没有“与龙跃等商讨”的情况下⑪，就计划接管并重组军管会。此举使军管会“几位主要负责人感到十分尴尬，同时也引发了军管会干部的不满和牢骚”。① 27日，龙跃在浙南地委四届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致开幕词，提出准备将军管会和温州市委移交给21军与省委代表。李培南解释，省委之所以决定成立军管会，是因为对温州情况不了解，既然已经有了军管会，就“不要移交了”，只需要“在组织上人员上充实一下，调整一下”，同时要求本地干部“照旧工作，不要误会为移交”。6月2日，温州军管会改组，康志强任主任，龙跃、李培南、邓逸凡任副主任@。在改组后的8名委员中，本地干部3人；在4名正、副主任中，仅龙跃一人为本地干部。军管会下设各科改称部，部长由21军的干部担任，本地干部多任副职。①

　　6月中旬，龙跃前往杭州向省委汇报工作。在此期间，龙跃多次向省委及相关人员汇报浙南组织情形并了解南下干部情况，省委也多次同龙跃研究浙南干部问题。对于相关情形，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杨思一在日记中记录较多。24日，杨思一分别向龙跃、王文长、彭瑞林、李铁锋了解处属、温州的干部情况。南下干部在温州的经历以及本地干部对南下干部的态度，杨思一自然有所了解。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龙还是很害怕拆散自己这一套班子”，不太欢迎外来干部去工作。25日上午，杨思一向谭震林请示浙南地区的干部配备问题，随后请王文长向龙跃介绍南下干部的情况。27日下午，杨思一到龙跃处研究浙南干部问题。7月12日晚，杨思一再次到龙跃处研究干部问题。13日，省委研究温州地委干部配备及工作部署问题。④

　　长期在危险环境同工作，不仅增强了干部个人之间的联系，也深化了领导干部对整个组织的感情。革命胜利后，普通干部出于个人情感不想被拆散，领导干部出于整个组织发展的考量也不愿被打散。不同于城市地下党，游击区党员干部的武装斗争赋予他们在会师后组织发展与人员安排中更多的话语权与“底气”。在南下干部去留的交涉中，浙南地委表现出超出省委预料的自我意识。在杭州的汇报与谈话，进一步反映了龙跃本人对浙南干部安排的期望和对南下干部的态度。为了肯定浙南地委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维护团结，省委在领导班子的人员选择上更加照顾本地干部。7月，省委发出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积极评价浙南地委坚持敌后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为了使党的组织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建设工作的需要，决定将原浙南地委改为五地委”，龙跃为书记，李培南与本地干部林辉山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③。在改组后的地委中，本地干部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原浙南地委的领导班子并未被打散。由此可见，龙跃的“担忧”受到了省委的重视，浙南形成了异于他处的人员结构。

　　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有的干部放大彼此在政策掌握与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受客观环境限制，本地干部对政策的掌握确实存在不足。浙江的游击区“远离党中央，看不到上级发的文件”，只能根据公开广播的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指导工作③。但是，许多具体的政策方针并不会公开宣传，多以党内文件的方式层层下发，游击区的党组织并不了解诸多政策的文本细节与执行要求。例如，对于老解放区耳熟能详的“生产自救”，武康县的本地干部却不知为何物③。当本地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偏差时，个别南下干部“总说是地方政策水准低”，引起本地干部不满⑨。南下干部在南方经验与文化水平等方面也存在不足。政策的执行除了要求掌握与理解文件，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但有的南下干部仍以“老地区的眼光看新区的环境，不从实际出发”@。由于南下干部不了解“江南农村一般文化水平高，生活水平也较高”的情况，在解放后一段时间内“不相信当地干部及青年学生，以为文化高的人就不能纯洁，即农村中比较穿得好一点识几个字就认为不可靠”⑪。南下干部多出身农民，文化水平不太高，写信、出布告“语句不通，别字很多”，影响了本地干部对南下干部的期待与尊重。杭州的本地干部“对南下干部期望过高”，但“一经发现一些缺点，就不问问题的主次，不研究一下是原则还是枝节，就由热情变为冷淡轻视”①。

　　建立健全统一的正规的工作制度，有助于“逐步的克服组织上、思想上、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为了使南北干部“迅速融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省委于1949年6月要求各地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制度和个人负责制度，规定地委、县委必须设立集体办公室，废除在个人寝室内办公的惯，主要领导干部每天必须有两个小时以上的集体办公时间，“以便及时研究商量一切有关政策等问题，求得一致”；主要领导干部之间凡事应先交换意见，上级的指示要求要经过集体研究讨论后再执行，改变“你看到你办，我看到我办，互不通报的作法，这就减少了隔膜与误会”。在请示汇报方面，省委要求南下干部多向本地干部中的主要领导干部请示，本地干部也要如此，双方互相请示。③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学习的内容与方式进行了灵活调整。临安地委除根据省委的指示外，主要分析当地党员干部思想行为上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地委对本地干部进行集中培训，“缩短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政策原则路线上的距离”。在内容上，将政策文件“结合他们自身的问题来讲”。如在人员任用上，向本地干部说明“我们的组织路线阶级观点，也给他们讲了我们是要什么样的能力”，使本地干部明白“我们要的能力是参加革命的能力”，要从革命的、阶级的利益出发选任干部，不能任人唯亲。除了向本地干部强调原则与政策，还“以原则做标准再来批判那些实际行为思想上的错误”。南下军队的党委也针对军地差异、南北分歧等导致的不良情形开展学习活动。21军党委用一个半月的时间重点进行政治教育。师团一级召开干部会，传达讨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军队任务、南北差异、城乡差异、对待胜利的正确态度等内容，使“干部党员了解目前形势与任务及党的政策方针”；排以下单位则学习军政宣传部编印的政治教材，联系战士的思想与行为进行讨论，表扬正面典型，批评反面案例，以严肃纪律并“加强上下级和互相间的团结”。

　　干部集中培训缩小了南北干部在政策、纪律等方面的差距，为开展常态化的干部在职学习奠定了基础。6月2日，省委要求各地反复传达、讨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工作的三个指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省委关于会师问题的指示等文件，并有计划地组织学习，无论“工作如何紧张，每日最少抽出二小时学习，务使全党尤其是各级干部都能领会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③。随后，省委组织部将干部在职学习列人工作计划，规定大单位建立学委会，小单位建立中心小组，工作部门建立学习小组，要求党委与支部在学习中“起核心领导与保证作用”。学习的方法，从检讨总结工作、检查与研究政策执行开始，最后落脚于“思想上的检讨与清理”③。7月29日，谭震林在浙江省政府成立大会上再次强调，“整编组织之后，加强学习制度，使之正规化是非常必要的”①。

　　杭州市委安排了专门学习时间，制定了学习步骤与学习方法。全体干部除了按照省委规定的干部在职学习计划进行学习外，12月每周三晚上和每周六下午为专门学习时间。第一周，个人阅读文件进行自学；第二周，各学习小组漫谈讨论，解决自学中遇到的问题，初步掌握文件精神；第三周，每名干部“以文件之精神，漫谈反省个人对新的事业精神如何，对荣誉地位物质待遇有哪些不正确的认识和个人主义，作成书面的思想检查笔记”，还可视情组织典型示范报告会；第四周，一般干部、留用人员作思想检查，县区以上的干部在党小组会上“逐个做自我反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党委、党总支要详细了解学习情况，帮助所属单位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对学习与思想检查认真有成绩者予以通报表扬，对学习敷衍或抗拒思想检查者给予及时的教育纠正，做到“对的成绩优点不抹煞，对待不正确的思想以对人民对负责的精神作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严肃的对待思想检查，扶持积极分子表扬典型，批评缺点和邪风，全党动员保证有始有终的贯彻执行”。①

　　在实际执行中，鉴定方式持续优化。如杭州清卫大队采取在学习小组内干部漫谈形式，需要鉴定的干部“根据文件精神举例说明自己有没有错误，表现在哪里”，其他干部进行补充。进行鉴定的干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再找出错误的根源，最后将干部的鉴定与发言综合起来在党小组会上通过。这种方式不但缩短了鉴定的时间，同时也使干部由浅及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鉴定中，不少干部顾虑暴露自己的缺点会使个人难堪，也有干部“不敢坦白说出内心的话，互相批评也不说不好，说了怕得罪人，也只得轻描淡写说几句，两头落好”。相比之下，南下干部由于在北方有党内生活经历，“一般是检讨精神较好的”，多被选为积极分子“进行示范检查”。南下干部“对别人诚意批评”且“虚心检讨自己”，对其他干部影响很大，“检讨不彻底的自觉重新进行补充”。④

　　除思想教育与鉴定之外，省委主要领导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干部们谈话交流，提高其思想觉悟，促进团结。谭启龙回忆，会师之后，在召开双方领导干部座谈会或作个别谈话时，谭震林和自己会分工谈话，“对任何一方的，有缺点当面指出、批评，启发他作自我批评；在他尚无自我批评的觉悟时，予以等待；当他作了基本正确的自我批评以后，给予肯定，勉励他向前看，在实践中改正、提高”③。省委领导干部并不因自己是南下干部或本地干部而对下属有所偏袒，反而要求更严。双方出现不团结现象时，谭震林“总是首先要求南下干部多作自我批评”，“深刻地、虚心地检讨自己”⑨。杨思一也利用自己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双重身份，教育大家正确认识南北干部的优缺点，强调“不论就数量与质量上看，南下干部都大大地强于当地干部”，要求本地干部“主动向南下干部学习，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①。

　　经过上述一系列举措，南北干部均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南下干部对“浙江新区情况已有初步了解，地方语言已开始熟悉，与当地干部的团结问题基本上已获解决”，本地干部的“思想作风、政策水平已有提高”①。同时，干部们逐渐认识到产生问题的根源，“不是南北问题，而是某些干部在工作上认识上乃至生活上有分歧，找到了解决的根据”，原本存在团结问题的地区“都能互相主动商量”，做到了开诚布公②。干部的团结推动了浙江的城乡接管与建设进度。截至1950年3月，在各方干部的团结与配合下，城市“完成了接管工作，保证未乱，迅速建立了革命秩序，维持恢复并个别发展了生产”；农村的反霸、减租、合理负担等改革运动广泛展开，“新的人民政权已初步建立”，县、区、乡、村四级农协组织普遍建立，中央规定的18亿斤农业税在干部动员和群众拥护下完成了16.8亿斤。③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④南下干部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接管不同新区的南下干部来源上的差异，成为影响不同地区会师结果的重要因素。入浙南下干部的主体为山东解放区地方干部，不仅党龄工龄较长，且“质量一般比留职者为强”③。南下干部较长的革命经历与较强的组织观念，不仅可以平衡本地干部的“功臣观念”，也能促使他们以包容的态度耐心引导和帮助本地干部融入党的正规化体系，承担会师中的“团结帮助之责”⑥，是维护干部关系的“压舱石”。谭启龙回忆说：“经过省委一系列工作，至1949年8月，会师在全省范围内大体上就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了。”谭震林也表示：“虽然浙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山头，各有一套作风，而在三年中始终是团结的。”③ 通过对南下干部与浙江本地干部会师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组织发展运作中的诸多关键要素，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