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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施工企业投标报价往往依赖市场材料、人工成本等动态信息，由于成本波动趋同、竞争充分，不同企业报价在数值上往往接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业报价的市场规律。另一方面，政策对异常低价的限制恰好收紧底线，如安徽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建市函〔2020〕1073号）明确要求建立异常低价评审制度，并将低于房屋建筑、轨道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招标控制价90%、88%、85%的投标报价分别认定为异常低价，使投标区间集中在控制价下浮15%内。结果是报价区间差距有限，在数值上呈现高度接近的概率必然增加。然而，监管和司法往往根据报价接近从而怀疑企业串通投标。

　　三是招投标监管虽在不断完善，但部分环节仍存在制度与执行层面的短板，客观上为不法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当前，招投标监管体系虽已逐步健全，但在实际执行中仍面临信息不透明、监管力量不足、技术手段滞后等问题。例如，部分地方交易平台尚未实现全流程电子化，评标过程、专家抽取、投标文件审查等环节仍存在人为干预的可能性；部分项目评标标准设置不合理，主观评分项占比过高，为“量身定做”“定向中标”留下操作空间。此外，对串通投标行为的认定标准尚不统一，执法尺度存在地区差异，导致部分违法行为难以及时识别与有效惩处。上述监管短板在客观上形成了违法成本低、查处难度大的现实局面，使企业在坚持合规经营时面临“守法反而吃亏”的竞争困境，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生态的失衡。

　　一是多数施工企业的合规体系建设滞后，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短板。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等重要政策文件，特别是2021年10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并召开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强化年”工作部署会，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到2025年要基本建立全面覆盖、有效运行的合规管理体系。然而，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建筑业企业168011个，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10924个，占建筑业企业总数的6.50%。这意味着，施工企业中绝大多数为非国有企业，合规成本压力较大，合规体系建设整体情况相对滞后，缺乏针对关键业务环节的制度设计和操作规范。例如，在投标环节，一些企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隔离机制，投标部门与市场调研部门之间信息互通频繁，存在内部信息共享为串通行为提供便利的风险；又如，报价决策往往由少数高管主导，缺乏集体审议与合规审查机制，容易形成“一言堂”下的利益输送。

　　三是联合体与分包的合作方风险传导明显，企业易陷入“被动违规”困境。在大型、复杂的工程项目中，施工企业通常需与设计单位、采购单位等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投标并承接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在此模式下，联合体成员之间需密切协作，但在沟通、报价等环节一旦存在不当行为，其他成员可能需在民事上承担连带责任，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责的风险。如广东省住建厅在《关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2020年版）〉相关条款意见的复函》（粤建执函〔2024〕558号）中明确，“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对实施串通投标违法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是该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对象。此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总承包单位往往将部分专业工程依法合规地分包给第三方单位。然而，若分包商在市场运作中实施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尽管总承包单位未直接参与，仍可能因合同关系或管理责任被牵连调查，陷入被动违规的困境。

　　当前，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对串通投标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但在具体操作中仍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例如高风险岗位界定、报价合理性判断、联合体信息共享边界等。据我所统计，近三年的串通投标罪自然人主体主要集中在中高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负责人、总经理、项目经理等中高层占比超76%。这一数据表明，企业管理层及关键岗位人员是刑事风险的主要传导点，其决策和行为对企业整体合规风险具有关键影响。在缺乏统一规范指引的情况下，企业及相关岗位人员容易因理解偏差或操作不当而触及刑事红线，陷入被动风险。因此，建立系统性的操作指引，对于明确行为边界、帮助相关人员认识自身风险、降低误操作可能性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建设工程领域串通投标案件呈现高发态势，施工企业虽普遍意识到相关刑事风险，但由于缺乏统一、权威的操作规范，往往只能依赖外部咨询、零散培训或自行摸索建立内部合规制度。这种方式不仅耗费大量时间与资金成本，也难以形成系统性、可持续的风险防控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所对近三年建设工程领域刑事案件的统计分析，除串通投标罪外，贿赂类犯罪和职务类犯罪同样高发，甚至许多串通投标行为往往与行贿、受贿等关联犯罪交织发生，形成“一案多罪、多罪并发”的复杂局面，显著放大了企业的法律风险。操作指引可以在源头上降低企业的合规探索成本，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施工企业提供一套“拿来即用”的合规路径，使合规从“高不可攀”转向“可复制、可执行”，显著提升合规投入的性价比。

　　随着国家对建设工程领域监管的持续强化，以及企业合规意识的不断提升，一部可落地的操作指引的价值将不仅限于风险防控本身，更将成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施工企业竞标项目中预防单位串通投标犯罪的操作指引》的制定，不仅是对当前建设工程领域刑事风险高发态势的积极回应，更是推动行业从“被动合规”迈向“主动治理”的关键一步。我们期待，通过系统性、规范化的指引，施工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守住合规底线，避免因个别行为的失范而引发全局性、颠覆性的法律后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规治理格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合规才能竞争、合规才能发展”的行业愿景，让建设工程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